对话李建平国魂所系心向力行(2)
将广西自身封闭式研究推向全国性开放式研究
编辑:在您担任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后,您是如何打造抗战文化研究的广西品牌的?又是如何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推向全国的?
李建平:我主持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后,从三个方面推进了工作。第一个方面是将抗战文化研究在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向应用研究拓展,将其与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等工作结合。2004年至2007年,我分别主持了多次关于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与资源开发的研讨会。我提出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要适应形势,向应用研究方向拓展的工作思路。第二个方面是由理论研究向科学普及拓展。我们努力将研究成果,通过图文并茂的科普读物、纪念馆展品、学术讲座、网上答疑和电视片等形式,传播到大众之中。第三个方面是将广西自身封闭式研究推向全国性开放式研究。在八九十年代的20年里,我们的研究领域局限在广西,外地学者难以跟我们交流,成果也难进入全国视野。自2007年起,我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主编《抗战文化研究》丛刊,每年出版一辑,向全国学者约稿,发表全国性研究选题包括研究广西抗战文化的论文,建成了一个全国性抗战文化研究平台,使广西抗战文化在全国抗战文化研究领域引起更为广泛和醒目的关注。
编辑:长期以来您致力于广西抗战文化遗址的调查研究工作,注重收集和整理相应的文献资料,在您的带领下,广西的抗战文化研究逐渐拓展到了整个西部地区,这涉及10个省市的700多处抗战遗址,工作量非常大,您是如何带领您的团队展开深入调查研究的?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又是如何解决的?
李建平:早在2005年,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和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由对广西抗战遗址的调查起步,开始了对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的调查研究。2014年6月,我们申报“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课题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7月,课题组成员分头开始了对西部各省区(市、自治区)抗战遗址的调查,2015年5月,基本完成了田野调查工作。这项调查工作涉及西部10个省市自治区,调查统计出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共794处,实地勘察510处。田野调查的巨大工作量和艰辛程度确实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地域之广,路途偏远,交通工具匮乏,增加了我们调研的时间,如内蒙古自治区,先后调研了四次,重庆、贵州各调研了两次,都还难以全部跑完。调研采访中的吃闭门羹、见荒芜地、语言不通、车陷泥滩、遭遇风雪等,都增添了调研工作的难度。但在各地一批热心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这项庞大的调研工作得以基本完成。我在此真诚地对支持和帮助我们开展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工作的有关机构和人士表示感谢。
编辑:今年8月份,您主编的《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图说》一书出版问世,完成这部著作历时1年,筹备接近10年,其中饱含着您怎样的期待?
李建平:田野调查的完成仅仅是开展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展开对抗战遗址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提出保护利用的对策意见等。我将田野调查的成果单独编辑出书,先期出版《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图说》一书,一是为了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献上一份薄礼,二是为了让抗战遗址的保护问题尽早得到社会的关注,为我们下一步开展保护利用工作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我们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带来更多人对抗日战争史的关注和抗战文化遗址的关爱。
编辑:回顾过往,应该说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与您的学术生涯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您如何总结这三十余年的研究,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
李建平:最大的收获是将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做到了比较理想的境地。在学术界,将其做成了广西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品牌,成为广西社科联在《广西社会科学年鉴(2003)》里肯定的6个“研究成绩较为突出”的广西特色学科(项目)之一(即:太平天国史、中法战争史、壮学、瑶学、印度支那、桂林抗战文化),并在全国抗战史和抗战文化研究领域受到关注,占有一席之地。在社会上,其研究成果进入博物馆、展览馆、地方志、影视圈、大众讲堂、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生教学等多个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这是两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老一辈学者奠定了基础,发挥了重大作用,做出重大贡献,尤其是林焕平、魏华龄、丘振声、万一知等前辈学者的贡献,不应忽略,要好好总结。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305/4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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