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人在闽抗战时期浙江人在崇安县垦荒运动述评(3)
随着侵华日军南下,浙西南各县因为杭州沦陷、沿海难民涌入而感到吃力,正如一篇鼓励浙籍难民入闽垦荒的文章所言,“逃难到金华的四千余人,在难民收容所已经住上一个多月了。坐食而不能生产,在地方果然觉得供应难继,在难友本身更感前途茫茫,冻馁堪虑”[28]。位于闽浙赣交通枢纽中心的江山县更是如此,涌入当地的难民加重了财政负担,为此江山县在4月的一份便函中表示,“若令长此坐食,地方供应,固感困难,而坐吃山空,尤是减少抗战力量,自应另谋妥善办法,以资补救”[29]。而恰在此时,福建省的移垦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浙籍崇安县县长蒋伯雄更是积极地动员诸暨、龙泉、遂昌、庆元等县的难民前来垦荒,一时间浙籍入闽垦荒的人数大为增多。1938年2月初,县长蒋伯雄还派出农林股长林道铭前往浙赣边境招募难民[30],然而此时的难民却多麇集于钱塘江下游的金华、汤溪等地,江山、铅山难民此时亦不多,正如林道铭2月14日在江山写给崇安县垦务所所长何祖炘的信中所言,“今天上午晤及丁琮县长,据说以前中日战争开始时,江山难民很多,目下难民多已回去,故此间现已无民可招”[31]。因此崇安县转而发函金华等地“择其具有耕作能力而能率领家眷实行土著者为佳,编组移送”,并增派徐礼荣赶往该地协助办理。于是第一批500多名浙籍垦民便于3月18日从金华出发前往崇安[32],经过江山、上饶等地,直到26日部分垦民才抵达崇安。在此后的几批难民中,至少有1200多名浙籍难民入闽垦荒,其中在崇安垦荒的有1031人,连同家属在内有近3000人[33]。根据1938年崇安县垦务所的计划,除了第一期移垦500户浙籍垦民外,还将办理第二期、第三期,倘若要开垦整个崇安县的荒地,将要移垦两万人的浙籍垦民[34]。但随着日军加强对福建沿海地区的袭扰,福建沿海难民不断增加,移垦浙籍难民计划遭致中断。
(三)衰弱时期(1942年至1945年)
1940年底曾有几则报道称,福建省政府与浙江省政府接洽,希望移民十五万浙籍难民到闽西南部开垦荒地,因此“浙省府特派民政厅长阮毅成及士绅金润泉、吕公望、黄人望等赴闽,谒陈主席面商详细办法”[35]。不过从目前的档案来看,这一浙人入闽计划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部署和执行。因为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福建省主席陈仪正忙于粮食公沽政策的推广和执行,此外日军对福建沿海的袭扰愈甚,省内沿海难民急剧增多,福建的移垦工作已无法顾及浙江了。1941年3月份福建省赈济会难民生产事业管理处发出训令,要求“除继续招收贷款垦民外,一面劝导本省沿海近战区因受战事影响而失业之渔农民”,“以疏散人口密度,开拓内地富源”[36]。这一点在1940年10月制定的1941年度移垦分配表中得到了证实[37],除了80户自动报垦名额给了浙江、安徽等地的垦民外,其余320户均分配给了福建省内各县。
1941年4月,随着福建省会福州的沦陷和粮食公沽政策的失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辞职,新接任的主席刘建绪对移民垦殖事业关注甚少,不但缩减垦荒经费,甚至还扣押了行政院下发的垦荒补助[38],加之1942年浙江已不再是福建招募难民的地区,因此1941年以后已经很少有浙籍难民入闽垦荒。尽管如此,仍有若干浙籍难民前来询问,表示“今各乡已在相继密集难胞组织团体(现已有四五百人),不甘再做顺民,意欲来闽事垦荒为国家增加生产”[39]。浙籍垦民入闽垦荒人数虽然减少,但在1942年浙赣战役后却又有相当多的浙籍难民涌入闽北各地避难。如黄绍竑所回忆,“三十一年(1942年)的寇灾,逼得浙省好多的人到外省去度流浪生活,尤其是福建、江西,为浙江灾民流浪的两个目的地”[40],以至于南平市区的人口从1万猛增至10万,建阳地区亦因地处交通枢纽中心,有多达两万余名的难民涌入,而其中又以浙籍难民占多数[41]。1945年抗战结束后,流浪在闽北地区的浙籍难民纷纷返回家乡,而移垦崇安的浙籍垦民因为在崇安生活多年,已慢慢融入当地的生活[42]。
三、逃垦与弃垦:治安、疾病与土客冲突
1936年至1945年间,有7000多名浙籍垦民在闽浙两省政策的鼓励下来崇安开垦荒地。然而不幸的是,土匪横行、水土不服带造成的疾病以及日益严重的土客纠纷,让浙籍垦民难以一一应付,最终出现了严重的逃垦、弃垦现象。
抗战期间,虽然崇安县境内治安较过去更为安定,如政府所宣传的,地方上“有国军一旅驻防,治安决可无虑”[43],但实际上当浙籍垦民来崇生产生活后发现小规模的土匪问题还是较为严重的。1938年4月,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的农村经济教师翁绍耳曾率领民训队抵达垦民最为集中的第四区区署所在地,当组织学生唱完救亡歌曲之时,就听见土匪的枪炮声,“始知是壮丁叛变,私通散匪,里应外合”,“崇安散匪尚多,三五成群者有之,成百整千者亦有之,拦途截劫,但未伤人。剿匪军队一到,即化而为农,驻军一去,贼性复发”[44]。翁绍耳还听闻有些散匪极爱铁器,锄头、锅之类均洗劫一空,这显然不利于垦荒运动的开展。其实,土匪进村或拦路抢劫的现象在福建内陆山区仍较为普遍,曾在清流、明溪一带进行荒地调查的人员也常在他们的调查中提到“路劫”或者土匪进村,并指出有些地段的土地丰美却无人耕种,正是因为匪患极烈[45]。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320/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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