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4)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管理研究。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阿曼达·史密斯近年来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社会治理及收容教养政策研究,不仅出版了专著《思想改造与中国的危险阶级》①Aminda M.Smith,Thought Reform and China’s Dangerous Classes:Reeducation,Resistance,and the People,Rowman& Littlefield,2013.,而且刊发了相关的两篇学术论文—— 《思想改造的困境:北京教养机构与劳动教养的源起1949—1957》②Aminda M.Smith,“The Dilemma of Thought Reform:Beijing Reformatories and the Origins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1949—1957”,Modern China,39(2),2013.和《思想改造与不可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教养院与抗拒改造的辞说》③Aminda M.Smith,“Thought Reform and the Unreformable:Reeducation Centers and the Rhetoric of Opposi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2,No.4,2013.。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作者以北京地方档案及相关当事人的采访和回忆资料为基础,重点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市对包括妓女、乞丐、小偷等人群的收容与改造工作的实践,以及中共收容改造政策的形成和变化过程,探讨了收容改造工作与中国劳教制度的关系。研究中作者大量使用当年北京教养机构管理人员、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公安局、中共北京市委的各类报告档案,并能注意吸收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深入细致。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利用各种报告类资料时,有时有先入为主的判断,个别结论难免失之偏颇。
关于“大跃进”研究的史料运用问题。近年来,西方陆续出版了一些利用“大跃进”时期各种中方档案和统计资料研究“大跃进”时期历史的论著。在一般读者看来,这些据说来源于中国各级地方档案馆的内部调查报告、典型材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相关论著的可信度。但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未能令人信服地利用相关材料。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学者安东尼·葛纳特在《中国信息》杂志第2期发表书评文章《事实与半真半假:中国大饥荒的新档案史》④Anthony Garnaut,“Hard Facts and Half-truths:The New Archival History of China’s Great Famine”,China Information,27(2),2013.,对荷兰裔学者冯客2010年的专著《中国大饥荒》使用的资料及使用资料的方法,以及冯客的长期合作者周询2012年翻译的关于“大跃进”的档案汇编等,提出质疑和批评。安东尼·葛纳特指出,冯客在利用档案时存在利用个别档案数据轻易得出普遍性结论,对档案内容及其背景附加过多主观认识,不加鉴别地使用翻译不准确的档案材料等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有失客观和严谨,甚至带有预设的偏见。同时作者指出,近年来广受研究者青睐的“典型材料” “调查报告”一类档案材料,虽然是第一手资料,但有其形成的特点和时代局限,提醒研究者在使用这类资料时要注意鉴别。随后,冯客在《中国信息》第3期发文作了回应⑤Frank Dik?tter,“Response to ‘Hard Facts and Halftruths:The New Archival History of China’s Great Famine’”,China Information,27(3),2013.,但从回应的内容来看,其对前文指出的一些关键性史料及史料利用方法的质疑,没有进一步厘清,也没有提供解释的佐证。
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日本学者日吉秀松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二月逆流”的考察》⑥ 日吉秀松:《文化大革命期における 「二月逆流」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人文科学研究所編:《研究紀要》,2013年。,分为毛泽东关于“夺权”的考虑、上海的“夺权”、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二月逆流”的经过等五个部分,回顾了“二月逆流”的来龙去脉。作者认为“二月逆流”发生的原因是政府及军队老同志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但结果是将批判的对象由中央文革小组转向毛泽东。而“二月逆流”的诱因则源于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令老同志们产生错觉,认为过去的“左”倾政策会有变化,从而开始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其结果是引发了毛泽东的反击以及国务院的工作陷入瘫痪。作者最后认为,毛泽东批判陈伯达和江青的目的是要揪出隐藏在党内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反对力量。事实上, “二月逆流”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作者对“二月逆流”的研究没有仅停留在对事件过程的介绍,而是结合“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大背景,并兼顾一些心理层面的分析,体现了相关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深化。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亚历山德罗·鲁索的论文《“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1975年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后的争论》①Alessandro Russo,“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1975”,Modern China,39(3),May,2013.,认为1975年至1976年,围绕毛泽东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后来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发生了冲突,并分析了争论的起因、争论发展过程以及争论的结果。作者指出,1974年底毛泽东重提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话题后,邓小平并没有对1975年初开始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以相应的重视和关注,反而开始重点推进整顿。为尽快恢复国家秩序,邓小平采取了自己的应对措施:第一步,防止以各种方式讨论甚至提及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提议;第二步,鉴于情势的发展,他不再回避提到毛泽东的论题,并且指示把这些理论纳入整顿之中,最突出的就是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第三步,他不断恢复的几乎是他自己的路线,并且拒绝了毛泽东明确要他对“文化大革命”作评价的要求。这就导致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最终无法调和。作者认为,邓小平的最后选择虽然令他在政治上再度失势,却巩固了他强大的地位,并且使他取得最终的胜利。比起一些西方学者将“文化大革命”简单地描摹成“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斗争”,作者更倾向于从理论上来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伟大对手”间的“最后战斗”。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223/4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