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6)
以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党的经济、政治、文化改革政策几个方面选取部分内容加以介绍。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结合对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思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中国社会主义现象: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共十八大讨论的思考》③ М.Титаренко,О феномен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Размышле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дискуссий о китайском социализме и итогов XVIII съезда КПК),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3г.№ 2.一文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新解读,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再思考。他在文章中指出,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中共领导人结合资本主义科技、管理成果,以建立公平、富裕的和谐社会为目标,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多元的复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这符合中国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文化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巩固是在吸取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建设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了一条崭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种全球化背景下后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还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仅是对一个民族,而且是对很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追求平等、富裕的人类共同理想历程的经验总结和重新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保持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的新尝试,是中共凝聚全社会共识和团结一切先进力量共同解决复杂问题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在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过程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关系不容回避。2013年恰逢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如何看待“毛的革命”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关系,体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齐慕实在《革命:作为历史话题的重要性》①Timothy Cheek,“The Importance of Revolution as an Historical Topic”,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7,No.2,2013.一文中指出,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革命就是指“毛的革命”,认为从史学研究角度探讨革命话题仍具有现实意义。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证了“革命”话题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密不可分:其一,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所经历的历史;其二,革命作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有助于我们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当今的现实;其三,严肃而谨慎地运用革命的思想、理想和实践,开拓了20世纪中国和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其四,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上的革命印迹仍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作者提出,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作为历史的“革命”。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泰伟斯与莫纳什大学孙万国的论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重新定位:围绕陈云的调整计划产生的冲突》②Frederick C.Teiwes and Warren Sun,“China’s Economic Reorientation after the Third Plenum:Conflict surrounding‘Chen Yun’s’Readjustment Program,1979—80”,The China Journal,No.70,July,2013.,重点研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陈云提出的调整政策的出台及其执行和影响。文章指出:1979年1月至4月陈云针对1977年至1978年的经济发展过热,即通称的“洋跃进”提出调整政策;1979年9月至12月中央领导层间和中央与地方官员间围绕着调整与改革出现意见分歧;1980年1月至8月由于真正意识到通货膨胀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威胁,“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最终得到强力的确定与执行。作者在文中以调整政策的提出、实施、争论和最终推进为研究线索,采用了近年来新出版的重要政治人物传记资料如《邓小平年谱》《李先念年谱》等,力图反映历史人物在决策过程中思想的演变和行为复杂性。但总体上说,在分析改革开放之初这段历史时,作者仍存在沿袭党内斗争分析方法的痕迹。
《近代中国》2013年第6期发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的“计划编制”体系、过程和机制的对话专栏③Special Issue:Development“Planning”in Present-day China—System, Process, andMechanism:Dialogues amo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VI,Modern China,39(6),November,2013.。针对近年来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由中央政府编制全面性和部门性规划的做法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和分散决策的影响下日趋减弱这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塞巴斯蒂安·海尔曼与奥列弗·梅尔顿在其文章《1993至2012中国发展计划编制创新》④Sebastian Heilmann and Oliver Melton,“The Reinvention of DevelopmentPlanningin China, 1993—2012”,Modern China,39(6),November,2013.中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编制体制已经随着经济的转型而转变。至今保持的中央对所有公共政策决策和政治制度的主导地位,非常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稳定。特别是在新近规划编制中引进的规划中期评估、上层检查指导等,有助于中国规划编制者在经济决策中发挥中心作用。此外,他们还研究了经济计划周期是如何对继任的官员们产生激励作用并对其权限产生影响的问题。巴里·诺顿对该文和胡鞍钢同期发表的文章加以评论⑤Barry Naughton,“The Return of Planning in China:Comment on Heilmann-Melton and Hu Angang”,Modern China,39(6),November,2013.,指出,海尔曼和梅尔顿在研究中国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中看到中国对规划编制的重新重视和发展,并将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与中国政治体制相联系,特别分析了规则制定、政策形成和干部评估等问题,这是非常有突破的。同时诺顿也指出,虽然规划制定者相信他们的计划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但一些经济活动可能以市场的扭曲和效率的降低为代价。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223/4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