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侃汪曾祺(2)
对于汪曾祺的拒绝征调,当时联大师生如何看待,时至今日,基本上已无从了解,但至少可以断言的是:此事似乎在联大并未有什么不良反映,亦没有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甚至一点也未损坏师友们和他的关系。现在看到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可以证之。如:
汪曾祺的同学,挚友杨毓珉应征入伍了,但他从越南前线回到昆明休养,还不忘去看望汪曾祺,目睹汪曾祺其时穷困潦倒之状,立即找人帮汪曾祺找到了教员的工作。(杨毓珉《往事如烟》载《中国京剧》1997年第4期)
中文系的马识途,比汪曾祺低一班,当时是中共西南联大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那时我们认识,我却不想和他来往,就因为他是一个潇洒的才子。我尊重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从艺术上我也欣赏他的散文,但是我不赏识他的散文那种脱离抗战实际的倾向。……我则认为他们爱国上进之心是有的,认真钻研专业是可取的,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事实上他们后来都卷入到学生运动中来了。汪曾祺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马识途《想念汪曾祺》,载《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事实正是这样,虽然汪曾祺拒绝征调,但他还是爱国的,还是有正义感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四位爱国学生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四烈士出殡那天,汪曾祺也参加了西南联大送行的队伍,而且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还曾去听闻一多的爱国演讲,对闻一多的被害,心情尤为沉痛。(何孔敬《琐忆汪曾
祺》载《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
巫宁坤是从西南联大外语系志愿报名为美军翻译的,与汪曾祺是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臭气相投”的朋友。周大奎,与汪曾祺一起创办“山海云剧社”的社长,还有沈从文先生等,他们也都没有因此事而轻视疏远或断交。
尤其是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那时可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林黛玉”,她婉拒了一个个同学中的追求者,正式和汪曾祺谈起了恋爱。至于后来朱德熙对汪老子女说:“当时我们对你爸爸特别佩服,能够硬顶着不去美军翻译很不容易。你爸爸很有骨气。”(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想,这也许是有点赞过头了。然而,他们从在西南联大就开始的友谊一直很铁,持续了几十年,以至他们的子女也彼此成了好朋友。
还应当指出的是,汪曾祺不去报到,不去服役,是公开的抵制,公开的拒绝;既没有动脑筋在体检上耍花样,也没有想离开联大,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错的,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错的。尽管,此举对他不利。然而,这毕竟不是他的亮点或光环,而是极容易被别人诟病的劣迹与脏斑。因此,汪先生自然尽量要对此事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词,这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其道理也是众所周知的。韩石山先生曾指责汪先生“对不利于自己的事,总是多方掩饰,”我的感觉是有点言过其实,“急”过头了。
对于拒绝应征,汪曾祺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个代价,不仅仅是他被西南联大开除,一时生活极为艰难;更大的代价,是他以后面对此事只好或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谈,或不得不找出上述理由来掩饰、去搪塞,给他大半生带来的内心纠结和沉重负担不言而喻,时至今日,几乎还从来没有人公开给予同情和理解。这很不幸。
众所周知,汪先生写了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散文,也有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写了不少老师、同学和自己的事,但是,唯独于应征一事绝口不提。不知为什么,他却在小说《钓鱼巷》里似乎捎带了一下:
“反右运动中,追查他的历史,因为他曾在孙立人的远征军中当过翻译,在印度干了一年。本来问题不大,甚至不是问题,但是斗起来没完。七斗八斗,他受不了冤屈,自杀死了。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本来都可以活下来,对国家有所贡献,然而不行,非斗不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文中的“他”,乃小说的主人公程进,是广西大学矿冶系的,汪先生的许多小说,缘于真人实事,所谓广西大学,我以为其实说的是西南联大,是我牵强附会呢,还是汪先生“别有用心”呢,且附记于此吧。
最后,我必须说明一下,此文撰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为汪先生辩解,也不是对汪先生拒绝应征表示赞同,我只是觉得,对当事人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们应力求在比较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予以相对客观公正地论述;而不要一味地套用某些原则去上纲上线,判断是非。这样的努力,较之于简单武断或偏激片面的做法,应当是更有利于学术研究和接近真理的。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318/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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