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侃汪曾祺(3)
(附注:张源潜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校友,又是《西大联大校史》的作者之一。他对汪曾祺没有应征的说法提出疑义,并讲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其认真严肃的学风、文风是值得钦佩、学习的。陆建华作为《汪曾祺传》的作者,自然要尊重传主所言,他在读了张源潜先生的文章后,觉得有道理,便于后来的传记文学《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作了修改,书中这样写道:“面对当局这种强制性的规定,生性散淡、且总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汪曾祺,作出了宁可被开除学籍也不去当译员的选择。他到底是担心自己英文太差不能当好称职的译员,还是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这些都让后人难以猜测……”这样一改,显然比原说好多了。不过,也有的人仍沿旧说,如于200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集》之杨早的导言。)
闲侃汪曾祺之粗疏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汪曾祺写了一篇《吴三桂》的短文,发表于同年第七期《北京文学》。不知是什么原因,文章中应为“敝乡于二百六十年间出过两位皇上”这句话,成了“敝乡于六十年间出过两位皇上”,一下子整整少了二百年。邯郸市锅炉辅机厂的梁辰,是一位细心的读者,他发现了这个错误,遂
致函刊载此文入书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社将此信转给了汪曾祺。汪曾祺为此深为感动,特地在《对读者的感谢》中郑重地写道:“我完全同意梁辰同志的意见。我从小算术不好,但作文粗疏如此,实在很不应该。梁辰同志看书这样认真,令人感佩。”汪曾祺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时隔出版社转给他的信仅两个多月。后来,于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的《吴三桂》中,那二百年已补上了。可见汪先生对自己作品中出现“粗疏”,是十分注意的,一是虚心接受,二是及时改正,尽管这“二百”两个字,也许是他本人没有写,也许是排版时丢掉了或校对时疏漏了,但汪先生还是将错揽在自己的身上。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类似于这样的“粗疏”还有二例,陈德忠先生曾撰文指出,题为《由汪曾祺文想到的》,载于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文史类杂志《世纪》上,此文说:
近读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四川杂忆》一文中关于乐山的一节,他写到乐山大佛因风化脱落,虽多次修补,仍造成遗憾时,表示无奈,接着又写道:“走尽石级,将登山路,迎面有摩崖一方,是司马光的字。……他的大字我还没见过,字大约七八丈,健劲近似颜体。文曰:登山亦有道,徐行则不踬 司马光。”这段文其实有误……事实上这段题词并没有刻凿在大佛身旁的石级边,而是刻在与大佛一水之隔的乌尤山“止息亭”。题词的作者不是宋人司马光,而是清末四川名士赵熙。现今仍嵌于亭壁的碑刻原文如下:“登山有道,徐行则不踬,与君且住为佳。”
短短五十余字中,汪先生错了好几处:
一、字的作者搞错了。将清末的赵熙误为宋之司马光了。
二、字的内容有误。“登山亦有道”,应为“登山有道”,汪先生多了一个“亦”字,“徐行则不踬”后有“与君且住为佳”六字。正如陈德忠所言:“漏了最后一句,意思便是显得不完整”。
三、字的地点不对。此处不重复了。
陈先生的文章,我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于二○○六年出版的《文苑剪影》一书中读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之《四川杂忆》还是老样子,是不宜订正,还是不知订正呢,我不知道。我想,今后在又发表《四川杂忆》时,最好能于文末附注一下,这样免得以讹传讹,遗误后学。我想,汪先生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反对的。
还有一个“粗疏”之处,是汪曾祺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唐兰教授说成了无锡人。(见《唐立厂先生》,载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九日《南方周末》)说唐教授上词选课时“打起无锡腔”。(见《修髯飘飘》,载1991年4月7日、14日《中国教育报》)其实,唐教授是浙江嘉兴人也,也许是唐教授曾求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并曾在无锡做过中学教师,加之嘉兴话与无锡话亦相近,故汪曾祺将唐教授误以为是无锡人了。
这虽然是小“粗疏”,但把自己的老师籍贯说错了,总是不该的。倘若汪曾祺知道了,必定也会要改正过来的。
顺便扯一点闲话,唐兰教授的书法是第一流的,有人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问过沈从文,当代书法谁最好,沈从文答曰:唐兰。(见李勇、闫妮《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续],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13年)识者谓唐之行楷“用笔凝练灵活,气力均匀,锋法表现特别,结体自然,笔势潇洒,书风大方优雅,端庄有法,瘦硬清劲,峻挺而有媚趣,有‘馆阁体’的中规,又多自然洒脱之气,大有唐人写经之风度,堪称文人书法之精品。”汪曾祺喜书法、懂书法又善书法,可惜在写唐教授时未于书法著一笔,真是遗憾——当然,此非“粗疏”也!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318/491.html
上一篇:抗日战争研究在北京创刊
下一篇:干煸刀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