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民银行对晋绥边区抗战的作用(3)
表—1945年边区脱产人员供应标准[6]249项目1943年1944年1945年伙食费油每日3钱每日5钱每日4钱盐每日3钱每日5钱每日5钱菜每日1.5斤每日1.5斤每日1.5斤炭每日1.5斤每日1.5斤每日1.5斤肉—每日1两2钱每月2斤调料—每日5角—服装费单衣全年1套全年2套全年1套棉衣全年1/2套全年1套全年1/2套粮食战士每日1.5斤每日1.5斤每日1.5斤工作人员每日1斤6两每日1斤6两每日1斤6两津贴费——每月专员级25元,县级20元,县以下10-15元每月专员级25元,县级20元,县以下10-15元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43—1945年,边区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部队人员供应标准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数量有限。在这些有限的供应中,西北农民银行的财政借款占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来源于部队机关自己生产发展。随着边区一天比一天扩大,脱产人员也迅速增加,这使财政支出逐年急剧上升,财政收入远远低于财政开支的需要。
1943年以后,边区在财政上对解决供给问题采用补助办法,即按照各单位实际情况给予补助经费,统筹粮食。不足部分,各单位自力更生解决,并列入预算,作为拨付经费的依据。除此之外,还采用节约支出的办法,减发经费。如1944年即规定除服装、装备兵工粮食及公用事业费用外,“要求各单位生产自给47%,其余为统筹部分”(见表2)。
从表2看出,军队系统经费中,统筹部分占全年经费由1943年的86%下降到1944年的49%,而自给部分由14%上升到了51%,说明军队系统自力更生解决经费能力提高,边区财政支出大大减少,西北农民银行贸易透支额随之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西北农民银行的负担。但是,西北农民银行在边区军需物资的资金支援上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表2军队系统经费开支生产自给与统筹比较表[6]253年度/年全年经费开支/元统筹部分/元占全年经费/%8649自给部分/元占全年开支/%1451
(三)发放贷款,促进边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晋绥边区除采取军事侵略外,还发动了经济战争,大量倾销日货,发行伪币,掠夺战略物资,扰乱金融市场,使边区商业贸易走向衰落。大量商店关闭,商人纷纷逃走,导致商品物资匮乏,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西北农民银行配合边区政府,发放贷款,恢复和发展了晋绥边区的经济。
西北农民银行主要发放农业贷款、纺织业贷款、工矿业贷款以及其他贷款。在农业贷款方面,1940年,晋绥边区政府提出,“农业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低利农民贷款。”[9]8明确了对农民实行农贷,以扶植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北农民银行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于1943年1月颁布了《农业贷款暂行章程》,指出农贷的主要发放对象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农户;贷款主要用来“购买耕牛、农具、种子、食粮、肥料,举办或扩大畜牧事业,发展棉蓝特种农作物,发展农村纺织业以及兴办水利等”[5]208。“贷款贷偿都必须使用农币,必要时可用实物折价,贷款月息一分半,对灾重地区及敌人蹂躏较重地区,其利息一律八折。”[5]209同年11月,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今年农贷一律免息的命令》。该命令强调:“今年农贷(包括春耕及青苗两次贷款)原规定为有利贷款,普通月利分半,抗属分二。”[5]222目的在于纠正过去救济缺点——平均分散,不用于发展生产的现象。政府贷款的目的本不在取利,所以为避免计算利息的麻烦,使农贷对农民更为简便有利起见,决定改为无利贷款。随后,晋绥边区政府决定“发放无利贷款五千万元,其中春耕贷款两千五百万元,种棉贷款一千万元,青苗贷款一千五百万元”[5]224(具体贷款分配见表3)。“贷款数额分配时,不用平均分散使用,确保贷款者解决生产困难,但也不要过于集中,以免减小贷款作用,一户最高贷款额以2000元为限。”[5]225这些农贷政策的制定,推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增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表3民国三十三年度发放农贷具体分配[5]224,229地区春耕贷款/万元种棉贷款/万元青苗贷款/万元兴县神府二分区三分区六分区350—260八分区塞北分区250—100岚县120—60
在工业贷款方面,1940年2月28日,晋绥边区颁布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贷款暂行办法》做出了明确规定:凡是在本游击区以内私人经营的生产事业,“经政府登记立案,可向政府请求低利或无利贷款”[5]201。为了发展纺织水利,以增加群众生产,边区政府决定“纺织、纺车、水利等贷款一律免收利息”[5]223。1944年2月,为推广纺织,边区政府通知各地可发放纺织贷款,用于购买织布机、纺线纺毛车子,发展纺织运动。为了帮助民间工矿业发展,增加产量,争取主要工业品自给,晋绥边区政府根据各地发展工业情形,于1945年发放工矿业贷粮一千大石(具体分配见表4)。此次贷粮,仅限于贷给民间工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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