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兴勃亡忽溯源(2)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4]
三、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兴衰存废,与重视道德教化的关系至为密切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的教育深入人心,因而在大多数封建王朝灭亡的时候,差不多总有几个或一批臣子为这个王朝殉节,从而给这个王朝的灭亡增添一点悲壮的行色。例如,当南宋被蒙古族铁骑灭亡的时候,既有李庭芝、姜才、张世杰等臣子领导的汉族军民的拼死抵抗,又有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赵昺毅然蹈海而死的壮烈之举,还有在大都被羁押三年之久的文天祥面南而跪与故国诀别的从容就义。当明朝的首都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破的时候,陪同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老槐树上的还有一个司礼太监王承恩。而当清军的八旗劲旅向江南推进的时候,遇到的是南明小朝廷旗帜下汉族军民前赴后继的抵抗,出现了史可法、阎应元、陈明遇、张煌言等一系列殉难者的名字。三国末,当兵微将寡的蜀汉政权面对魏军的凌厉攻势即将灭亡之时,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率军在绵竹誓死抵抗,拒绝投降,最后双双战死疆场;而当这个政权被魏军灭亡、后主刘禅毫无愧疚地俯首而降的时候,他的年幼的第四个儿子刘湛还以自杀殉国,为这个政权送上了悲恸的挽歌。即使以篡政而立的王莽新朝灭亡的时候,也还有王邑父子、王巡、王揖、赵博、唐尊、王盛和一千余名卫士为保卫王莽在渐台与起义军进行惨烈的搏战,最后全部战死。与上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历史上空前统一、强大的秦王朝在公元前206年10月被刘邦率领的10 万大军灭亡的时候,为这个王朝送行的是自缚的秦王子婴和他命人抬着的棺材,全朝上下,竟然找不到一个殉节的臣子,从而使这个不久前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英雄史诗的王朝的落幕显得特别悲凉和寂寞。原因何在?历史学家可以给出许多答案,但有一点大概可以达成共识:秦始皇和他的王朝只用利益,而且是个人私利来规范君臣关系,从来不进行道德教化。如此一来,道德在同私利博弈的时候只能节节败退,最后落荒而逃。如武将章邯,此人是率领秦军主力与农民军对战的一号人物,曾经取得了打垮陈胜起义军和突袭定陶、击杀项梁的胜利。巨鹿之战后,尽管他手上还有20 多万训练有素的大军,继续与农民军战斗仍然有取胜的希望,但他选择了投降。使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原因是个人利益战胜了他对秦王朝的忠诚。而促使他下定最后决心的是长史司马欣的一段话和陈余的一封信。其他人,如司马欣、董翳、王离、陈留郡守、南阳郡守、峣关守将等一大批文臣武将,都选择了投降。在巨鹿之战前,秦军的武将和地方守尉在相信秦军能够战胜起义军的前提下,还是同起义军打了一些硬仗恶仗。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秦王朝的忠诚,倒不如说是为了守护秦王朝给予他们的富贵利禄。巨鹿之战以后,秦王朝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再为它继续卖命已经不能守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了,所以就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投降风潮。再如文臣李斯,为追求富贵利禄来到秦国后,其行事做人就从来没有道德底线。他出卖自己的主人吕不韦,害死同窗韩非,鼓动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寿终正寝时,李斯正做“百官之首”的丞相,然而,在将其一路推升的君王秦始皇尸骨未寒之时,他就变成了这位君王《遗诏》的背叛者,参与了由赵高一手导演的“沙丘政变”。再后,他向二世兜售“督责之术”,加速秦朝灭亡的步伐。只要能获得权势和富贵,李斯从来是不顾信义的,是从来不惮于以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的。李斯摈弃道德原则的卑劣的品格,对权力和富贵发疯般地追求,既是他不断升迁的秘诀,也是他走向死亡的引擎。赵高是秦始皇最信任的臣子,放在身边任中车府令,赋予他教导胡亥的重任。可秦始皇一死,他就背叛昔日对他信任有加的君王,精心策划“沙丘政变”,逼杀扶苏,处死蒙恬、蒙毅兄弟。接着,教唆胡亥,杀害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朝中妨碍自己专权的李斯、冯劫、冯去疾等人,进而逼死胡亥。最后,看秦王朝大势已去,他又密谋与农民军进行“灭秦宗室而王关中”的交易。显然,在赵高的心灵里根本就不存在“道德”二字。从进入秦宫起,他的一切活动就是围绕着个人利益旋转。他认为对秦始皇的信任丝毫不需要道德的承诺和回报,因而在秦始皇尸骨未寒即策划背叛他的政变;他认为对给予他最高官位和权力的秦二世也不需要道德的承诺和回报,所以就残忍地将自己扶起来的这位幼主及其妻子儿女逼杀于望夷宫;最后,他又与起义军密谋裂地分权的交易。如果不是子婴谋划于前,他的阴谋很可能再一次成功。这样的人,只有死亡才能结束他对“臣事君以忠”的道德信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亵渎和背叛。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610/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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