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兴勃亡忽溯源(4)
秦王朝逆淘汰体制内人才的第一个“杰作”是“焚书坑儒”。秦朝建立后,大批儒生进入秦王朝的庙堂。他们虽然未能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但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他们坚持的“仁政”理想和德主刑辅的理念,恰恰可以纠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独尊法术的治世原则的弊端,为秦朝由战争政策向和平政策的转变提供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支撑。他们的被清除,使这种转变成为泡影。焚书坑儒的另一个逆淘汰的副产品是秦始皇长子扶苏的离开京城远赴长城监军。他的被逐出京,主因是他对“坑儒”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扶苏是秦朝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也是皇室中人才的代表。从其思想和行动看,他是统治者中最有希望也最有能力转变秦始皇政策的人物,他之离开京城,恰恰使后来赵高、胡亥策划的政变成为可能。此一大错,等于秦始皇亲手启动了秦朝灭亡进程的旋钮。秦始皇在位37年,前27年可谓英明睿智,后10年可谓半清醒半糊涂,而这个由愚蠢和颟顸构成的半糊涂却铸成了秦朝二世而亡的不可逆转的基因。所以王夫之就为此慨叹:“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8]
如果说秦始皇对人才的逆淘汰开启了恶劣的先例,那么,在秦始皇死后,以赵高、胡亥为首的秦朝新统治者则将这一人才的逆淘汰机制进一步变本加厉地推行下去,从而将这一恶例变成了他们坚守不渝的通则。秦始皇死后,赵高、胡亥和李斯这个罪恶的“三人帮”就谋划了淘汰人才的第一个“杰作”——“沙丘政变”。通过这次政变,使秦始皇儿子中最不具备皇帝资质、最愚蠢无能的胡亥登上了皇位,同时将皇位的第一继承人扶苏和朝臣中的有识之士蒙恬、蒙毅兄弟送上死亡之域。这三人之中,扶苏是最有思想和能力转变秦始皇政策的帝王之才。在秦始皇的20 多个儿子中,扶苏无论是识见、能力,还是阅历、事功,都能拔得头筹。但由于他与秦始皇在政见和政策上略有分歧,加上他胸无城府,直言敢谏,引起秦始皇的不快,因而被逐出京,不能随侍秦始皇的左右,这就使他既失去继承皇位的机会,也难以阻止赵高、胡亥的政变密谋,最后成了可悲的牺牲品。蒙恬、蒙毅兄弟与扶苏关系密切,并且都是治国领军的干才。蒙恬曾在统一六国的战场上奋勇搏战,统一全国后,又奉命率30 万大军修筑长城并戍边保境,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成为秦朝巩固边防的坚强柱石。蒙毅不仅是一位智勇兼备的将军,而且熟知秦朝法律,曾治罪犯法的赵高。此时正奉命“还祷山川”,回程即遭遇赵高、胡亥的暗算。他们与扶苏的冤死,使能够引领秦始皇以后的秦帝国走出困境的最重要的三个人物惨遭淘汰。接着,赵高和二世又将皇室人才、胡亥的兄弟姐妹尽数杀光,使胡亥血缘关系最近的奥援尽失,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当赵高等将死亡的威胁置于他面前的危急时刻,施以援手的力量已经不存在了。最后,赵高和二世追究战败的责任,硬是将能够率军与起义军对阵的将军章邯、司马欣、董翳等逼上投诚之路。至此,秦朝的人才几乎淘汰净尽。尽管最后淘汰人才的两个恶魔胡亥和赵高也死于非命,但是,秦朝起死回生的希望早已被他们淘汰净尽。一方面是起义军对残存的秦军形成了难以逆转的绝对优势,一方面是经过人才逆淘汰的秦朝廷,再也没有使军事形势逆转的帅才和可战之兵了。精明过人的子婴为了保命,最后只能乖乖地在刘邦的马前递上降表,从秦始皇开始的人才逆淘汰的恶果和苦果,最后由最不该负责的子婴吞食了。
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曾经慨叹:“社会进步的规则(不是指规律law,而是指thc rule of game)本来应该是择优汰劣;但有时候历史的现实却又反其道而行之,把它最优秀的分子淘汰掉了。”[9]我们观察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时,不难发现一个带有规律的现象:当一个王朝肆无忌惮地淘汰它的人才时,它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吟唱最后的挽歌。
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更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续,是通过另一种手段实现的政治交往……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只是手段,没有目的手段是难以想象的。”[10]战争大概从人类诞生不久就出现了,各个人群之间,如氏族对氏族,部落对部落,民族对民族,国家对国家,一国之内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为了利益的争夺闹到不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时,就诉诸武力,于是,战争就同人类相伴而生。不过,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武装力量的较量,而是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综合力量和因素的较量。政治制度先进、经济发达,财政充裕,百姓拥护,综合力量强大的一方一般情况下都是战争的胜利者。秦国建立以后,在它与周边诸侯国和戎族的斗争中基本上是胜利的一方,原因很清楚,主要是因为它在穆公之前,主要同戎人争夺对关中和周边地区的控制权,它的政治制度比戎人先进得多,综合力量远较戎人中的任何一个分支都强大,所以能够“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穆公之后,特别是孝公支持商鞅主持变法之后,秦国通过最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而异军突起于西方,一跃而在政治军事方面超越了东方六国。此后,“六世余烈”持续发酵:秦国政治制度最先进,极大地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财富“居天下之半”;秦国广揽天下人才,集中了一大批六国的政治精英、军事干才,同时锻造出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敢打硬仗,不惧牺牲的威武之师,所以在平定六国的战场上,能够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秦朝统一六国后,它虽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也做了不少巩固统一、促进历史发展的好事,但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不仅使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导致这个制度的弊端得以充分肆虐。特别是由于它未能完成整个国家政策由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的转变,就使百姓的负担超过战争时期,致使百姓简单的生产也难以为继。秦国的好政治就变成了秦朝的坏政治,从而引发了农民大起义。而这个坏政治,又使秦军本来具有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最后导致了军事上的惨败,秦朝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显然,促使秦朝军事力量凯旋行进的是政治,导致秦朝军事力量最后覆亡的也是政治。好的政治能够促使弱小的军事力量变得强大,更能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得益彰;坏的政治必然使强大的军事力量由强变弱,更能使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导向灭亡。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610/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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