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兴勃亡忽溯源(3)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始皇建立的这个空前强大统一的王朝,这个集中了当时众多精英人才的大帝国,在落幕的时候是如此的悲寂,竟然找不到一个为之殉难的君王和忠臣?看不到一个为之恸哭的孝子?秦朝灭亡以后,也觅不到一个为之哼唱挽歌的遗民?这里自然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正如前面所说,秦国和秦朝从来就不进行道德教育应该是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秦国的发祥地远在中国西部的甘陇地区,从其建国时起就处于同戎狄斗争的严酷环境,后来又在同东方六国的战争中度过了春秋战国时代,再加上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就形成了重“力”“威”、讲“耕”“战”和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文化传统。秦始皇以武力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以后,通过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焚书坑儒”,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文化传统。虽然秦朝建立后儒家学者以博士身份进入咸阳的宫廷稍稍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法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面。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将荀子的“性恶论”推向极致。荀子虽然坚持了“性恶论”,但他同时强调“礼义教化”可以使人改恶向善。而韩非则认为,人性恶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这种性恶的社会表现就是对个人私利的无厌追求,而这种追求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一切仁义道德的说教统统应该弃之如敝屣。在他看来,规范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就是利害:
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为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5]
所以在韩非眼里,人与人之间也就根本不存在道德亲情的联系,只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基础上的交换和买卖,他以雇主和庸客的关系加以说明: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树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6]
仅就雇主和庸客的关系而言,韩非的论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他将这一论断推演至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君臣、君民甚至夫妻、父母、儿女即所有人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认为,如果说上古时代在生产不发达、民风淳朴的条件下道德还起点作用的话,那么,当历史已经发展到利益至上的战国时代,仁义道德的功用就丧失净尽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7]这种绝对功利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斩断了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非功利的伦理亲情关系,将社会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全说成是利益交换关系。这种理念作为“真理”广泛宣传,其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深受其害的恰恰就是这一理念的笃信和推行者秦始皇和他建立的王朝。由于他以纯利害规范君臣和君民关系,必然斩断臣民对这个王朝的道德和感情的丝缕,而以自我利益作为衡量与君王关系的唯一标准。于是君臣就在这一关系国家和社会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吕不韦以“奇货可居”的商人心态进行政治投机,在秦国如鱼得水;李斯带着猎取富贵利禄、改变贫困地位的目的来到秦国活动大获成功;老将王翦率60 万大军出征楚国时屡屡向秦王索要田宅而竟能博得嬴政的会心微笑。如此君臣关系,在这个王朝有资源与臣子进行交换的时候,臣子们自然为其服务;而一旦这个王朝没有资源与臣子交换的时候,臣子们就会离开或背叛它。所以,当秦王朝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候,也就是它没有资源与臣子交换的时候,它的臣子纷纷作鸟兽散的选择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秦国和秦朝长期忽视道德教育特别是操守品格的教化,它最后得到的只能是众叛亲离的苦果。
因此,一个国家和社会什么时候也不能忽视道德教化,让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的共识能够发挥出强大无比的正能量。
四、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兴衰存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人才的选取、重用还是逆淘汰的机制
秦朝建立后,以秦始皇为首的秦朝统治者及其“跳蚤”般的后继者们,一改统一六国时期发现、提拔、重用精英人才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推延出一套每况愈下、愈演愈惨烈、无耻的人才逆淘汰机制,将秦朝多年选拔历练出来的一大批治国领军、允文允武的体制内的人才,一批又一批地送上不归路。当他们将核心统治集团变成残暴、无耻和蠢才集合体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只能步自己逆淘汰的人才的后尘,到断头台上去,发出最后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610/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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