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现金移运: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2)
10月23日,沈鸿烈致函蒋介石:“此间为预防万一起见,已商孔部长将青市现洋约一千万元运济。职拟本晚赴济晤韩面洽。”青岛是日本一直觊觎的地区,将青岛现银运往济南,应该是未雨绸缪之举。27日,沈鸿烈向蒋介石报告,即日起将青市中中交三行库存银币一千万元现金运往济南,并揣度:“此间日人方面向有希望现金不得出境之表示,此次将全部现款运出,又值该国的新特务机关长到青之际,难免不利用机会发生枝节。”沈鸿烈提到的担心日人干预,从几日后的报告看,确非虚语。30日沈鸿烈报告:“当装车甫毕时,日领署始惊悉,突来电话要求市府制止运送,当经严词拒绝,现运送车已于昨日午后六时半安抵济南,所有全部现金已由韩主席以重兵保护分别运存济南各行金库。”青岛现银,可谓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抢运出来的。
上海是现银最重要的集中地,国民政府自然也特别关注。9月24日,蒋介石专门致电孔祥熙,告以:“上海现银,应即设法运杭与南昌,其他钞币亦应从速设法他运。”紧接着,又致电孔祥熙,询问:“存沪现银总数如移动,约须几日可运完?”26日孔回复蒋,报告中行库存法币“正分批运赴杭、赣、汉、渝、粤各地,约计十日以内当可全数运讫”。这次现银抢运计划和行动,虽然随着两国关系的暂时缓和而告一段落,但国民政府对现金的关切及其投注的心力,可见一斑。
大规模战争来临时的现金转移
1936年9月的危机度过后,国民政府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华北形势,也让他不敢掉以轻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蒋介石深谙这句话的含义。抢运现金、集中现金,在大规模战争来临之际成为他密切关注的问题。
西安事变后,中国方面对日抵抗呼声日渐高涨,面对日军不断挑衅,中日间的战争几乎难以避免。当时的银行家已经观察到这样的危险,1937年6月6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杨介眉在与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的往来函电中讲道:“危机四面逼来,日甚一日,万一发生战事,全国金融必致混乱,行中营业务望紧缩。”
银行家担心战争爆发会带来金融混乱,因此要提早做好防备,紧缩放款,收拢资金,尽量减小损失。政治家同样如此,战争某种程度而言打的是钱,战争中如何保住钱,尤其是硬通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据统计,至1937年6月30日,中国政府持有的存在国内的黄金(按每盎司35美元计)有1240万美元、白银(按每盎司0.45美元计)有万美元;存在国外的及正在向国外运输中的黄金有3280万美元、白银有4940万美元。这批硬通货的处理,是国民政府关注的重心之一。
作为首先爆发冲突的地区,华北的现金状况自然成为国民政府关心的首要重点。杨格说:“华北大约有4000万盎司的白银储备由于日本侵华而无法动用。”财政部次长徐堪给外交部次长徐谟的函电中有更为确切的说法:“查北平存银约一千五百万元,存贮东交民巷;天津存银约四千一二百万元,存贮法租界。”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不断部署从华北撤出现钞。据统计,卢沟桥事变后半个多月的7月29日,平津、济南几大银行所存钞票减少了万元,较之卢沟桥事变前减少50%多。可以说,抢运现钞的成效是显著的。
1937年的上海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金融中心位于上海,这里集中了大量的钞票和现银,一旦战争爆发,必然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隐患,因此上海也是国民政府重点关注的地区。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蒋介石即密电在上海的宋子文:“上海各银行现银与钞票,从速先移运杭州与南京,准备向南昌、长沙集中,务望五日内运完。”宋子文当日即回复蒋:“(1)中、中、交、农民四行沪库存钞总数为五万五千七百余万元,除酌留一万万为营业需要,其余当即遵示先运京杭两处,以便集中南昌、长沙。(2)四行库存现洋为四千八百八十七万元,内农民约二千五百万元,数目较巨,京杭等处无库可储,不如由沪装港,较为简捷;遇急要,可随时变换外汇,应否,请示遵。”同时宋子文立即召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商量如何完成钞券内移、现银南运这一紧急任务。会议情况,财政部次长徐堪有专电报告蒋介石:“午后三时到沪即与宋部长及三行人员密计一切,宋部长谓兴亡有责,愿遇事从旁贡献意见以贡钧座采择。四行移运现金钞券今已办竣,惟各地分配存券多少,与军事计划有关,应请钧座随时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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