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现金移运: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3)
经过国民政府的努力,到7月28日,现银部分,从汉口移至洛阳近2000万元,从上海南运香港4300多万元。钞票内移动作更大。除前述平津、济南钞券转出近半数外,从上海运出4.6亿余元,内移存至南昌、长沙、杭州三地,由此本来是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库存5.5亿元,变成了南昌3.1亿元、长沙2.4亿元、杭州1.2亿元,长沙、南昌成为最大的现金增长地区,半个月内,长沙现钞增加2.2亿余元,南昌现钞增加1.3亿元,这和其处于沿海到纵深内陆的中间地带,便于担当起现金转运中间站的地位相关。上海、平津则成为钞票和现金移出最多的地区。一场现金的大流动随着战争大规模爆发有组织地展开。
紧急密集的现银外运
对日战争是一场以弱对强的战争,国民政府充分估计到战争的艰难程度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上曾坦率地宣称:“胜利是党国的幸福,生死存亡,义无返顾。就是失败,也可以对得起后辈和我们的祖先。”基于此,国民政府在组织钞券内运同时,还组织了现银外运,即将内地现银运往香港,乃至美国。杨格写道:1937年7月7日后,“中央银行立即开始赶紧把白银储备从上海转移到国外安全地点。从中国驶往世界各国(日本除外)港口的每一艘美国船和英国船都满载着保了险的白银,通常每一艘船装载的白银价值1000万美元。8月13日战事蔓延到上海之前,所有储存在上海的黄金和白银早已运往香港、伦敦、旧金山和纽约等地”。“要不是这么办的话,中国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击。存放在华北的4000万盎司白银,由于敌人在该地区的行动,没能够转移出来。”当时杂志报道:“去年输出之现银,大部分运美国。今年则全运香港。”据统计1937年1—10月,现银净输出额共计元。
大规模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有组织地将现金外移。早在1936年9月中日关系一度紧张时,孔祥熙即报告蒋介石:“密存沪现银除前后运美外结至昨日计共8300万,昨又直接运美1200万,拟感日运港转美1200万,今日直接运美2400万……预计所存现银本月内当可全数运出。”此后,国民政府的现金外运工作没有中止。截至1937年4月30日,“存在国外和香港可供掉换外汇的白银数量以及我们存在纽约和伦敦的银行资金,总计为.94美元。这个数字与三月的数字相较,显示增加了.10美元。”其中,存旧金山的白银有.61盎司,折合美元.22元;存香港白银有.24盎司,折合美元.00元。
全面战争爆发后,现金外运速度进一步加快。1937年7月是现金外运最为集中的一个月。《银行周报》1937年9月的报道称:“今年讫七月底止,输出现金共计金单位,其中几全部系于七月间输出者。……七月份大举输出,其原因,半为谋安全,半为供作国外透支款项之担保,而前者尤为主要原因。”到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存在香港作为发行准备的白银计有:中央银行元,中国银行元,交通银行元,农民银行元,共元,折合白银盎司,折合美元元。存在美国的有:400万元,折合白银盎斯,折合美元元。同时,四行大幅度增持黄金、外汇,1937年8月2日中央银行向孔祥熙汇报,截至1937年7月底,“四行包括广东在内的国内外黄金和外汇资产的总数,相当于.81美元,比6月底的数字约增加800万美元。”其中,存在国外银行的外汇达美元,黄金约美元。
战争状态下,许多操作都需要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因此,在现金大规模内运和外运时,也有不得已的反向操作。8月13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委托香港汇丰银行秘密装轮运现钞5000万元到上海,应付战争爆发后的提存紧张局面。当时上海存款额在15—20亿元间,所需的现钞量大面广,而原来四行库存5.5亿元已内移4.6亿元,造成不得不从香港紧急调运现金应付提存的状况。
战争爆发初期集中抢运现银工作告一段落后,各地现银外运工作次第展开。1937年8月,长沙、西安存银的移运工作逐步展开。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令其:“西安现银最好亦运往香港。”27日,财政部致函四行联合办事处:“查发行准备项下所存长沙现银,兹奉委员长蒋谕:应赶速运出,只言运赴广州,不必说运香港等因,相应密函奉达即希贵处查照,即日遵办并希将运银数目报部以便转呈为荷。”9月,四川白银也开始起运。据统计,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从中国运出的白银价值法币万元。
运至香港的白银全数送交香港汇丰银行集中保管。1937年9月13日,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贝祖诒致函中央银行席德懋:“各行存港白银全数送交港汇丰银行集中事,经向汇丰银行洽办,先电陈报,今日汇丰银行来称,拟请各行正式以书面授权该行予以全权,任由分批装运出口。”外运的现银暂时得到了安全保管。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zonghexinwen/2020/1103/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