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现金移运: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4)
然而,到战争中期,鉴于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企图日益明显,香港逐渐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转运工作。1940年6月底,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请示广州分行,讨论将存放香港的现银转运美国。8月2日,中央银行广州分行致函中国银行:“关于存港白银汇运美国一案,日前准贵行函开,已将白银94箱、银条17条、黄金一箱送交汇丰仓库,交敝行杨专员接收,等因。兹查上项金银已由该行加套木箱,并代出面保险,于本月廿三日交美轮亚当士总统号转运纽约大通银行收存。”由此可以看出,香港沦陷前,现银转运已提前一步,藏在香港的硬通货多数已被移出。日本占领香港后,由横滨银行代表日本政府接收中国在港各银行资产时,接收到的绝大部分是已发行和未发行的钞券,1941年12月12日驻港办事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致电董事长钱新之讲道:“港九自八日起终日轰炸,炮声震天,四行同人困居孤岛……钞券因航机由港府征用,他运势不可能,正在万分艰苦中尽力办理销毁,能销若干殊无把握,如能由渝请求港府设法交通工具,或可运出。现局势极度恐怖,市内交通时断,各行提存极涌,小票不易得,支付困难。”
现金抢运的成效和局限
不得不说,国民政府抢运钞券现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被动的。钞券内移与现银外运、不同地区存银外运的缓急,基本上取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下一个具体目标。尽管在1936年初,针对华北外资银行存银,国民政府已经遭遇了来自日方支持下华北地方当局的压力,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吸取教训,在大规模战争来临前未能作出一个整体、规划的移运方案。一开始就使国民政府陷入被动的天津存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天津租界时,几乎全部被日本攫夺。其中,在中国银行名下有元,交通银行名下有元,河北省银行名下有元。这是最初种下的恶果。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国民政府抢运到的地方,存银几乎没有落入日本的虎口。这场被迫展开的现金抢运行动,无疑又是有组织且比较有序的。对于国民政府的现银外运,当年财政部的报告中总结道:“可以忠实地说,我们的流动资产从一切方面来看,都未受到损害。”财政顾问杨格也给予较高评价,“要不是这么办的话,中国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击。”正是由于内移与外运有组织的部署,轻重缓急有效的运作,使法币发行准备金得到基本保障,从而使“战争开始时,中国在提供浩繁的战争费用方面,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储备较过去雄厚得多”。杨格甚至讲道,“如果没有这种依靠,中国是不能长期抗战的”。蒋介石自己也对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时的现金移运准备不无自得,他判断:“此次倭寇之所以急求转圜而转变缓和者,其最大原因,是余令上海中央行现银输散内地之一£,倭寇探得此实情,乃知余决心抗战准备……故京沪未动一兵,而倭寇畏慑,无人能知其所以然者。对外战争,不在兵力之强弱与大小,运用之妙,有如此者也。”
全面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资金内运和外运工作,是战时经济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程度支持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展开。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大规模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1937年6月间,法币对美元的汇价平均为29.65美分(最高29.78、最低29.53),而在1938年2月间则为29.79美分(最高29.90、最低29.69),可见,法币在全面抗战初期并未跌落。反之,“日军在中国的失败,再加以别的种种原因,却使日圆维持一先令二便士的标准,极感困难”。这些无形中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政府信誉和社会信心的树立奠定了基础。这场无声息的现金抢运行动,构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动员最核心的部分,是中日间一场未见刀光剑影却精彩纷呈的“金融暗战”。
(本文原题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现金移运》,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潘晓霞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作者对原文做了删改,注释从略。)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zonghexinwen/2020/1103/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