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正规化新四军参谋工作初探(5)
其二,虽然亟须参谋人才,但部队中不愿从事参谋工作的情绪普遍存在。
无论参谋工作与军队建设关系如何密切,新四军领导人如何强调参谋工作的重要性,不愿从事参谋工作的现象十分普遍。“一般干部都有不愿做参谋工作的倾向,就是现任参谋亦有部分不安心工作,不能埋头苦干。”(40)赖传珠:《目前参谋工作的具体任务》(1942年7月),《华中抗战史料》(上册),1951年,第4页。在很多人看来,参谋工作是机关工作、事务工作或技术工作,参谋处“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底官僚机关,便是一种事务所的‘书记室’和‘油印室’,或者还可以叫他为‘绘图室’,因此参谋人员也就成为一个‘缮写员’‘油印员’或者是‘绘图员’”(41)开荆:《论参谋工作》,《奋斗》第2期,1942年4月15日。。不愿意做参谋工作,要求改行、调整工作的便大有人在。据彭雪枫报告,4师干部中“老大疲倦个人意见第一,工作不服从组织分配,强调组织服从他个人”倾向严重,其中6旅参谋长罗保连“屡次不服从分配,高不成低不就”,师部作战科科长白浪“只想带兵不愿做参谋工作”(42)《彭雪枫同志关于新四军四师高干会检讨干部中的一些倾向向刘少奇同志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1年12月26日),《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6册,第621页。。1942年11月,军部参谋处几个参谋经过学习以后,就再也不愿意回到参谋处工作,赖传珠只好将他们分配其他职务(43)《赖传珠日记》,第415页。。
由于近代中国军队现代化程度不高,军中很多人对参谋工作缺乏正确认识。对于这种现象,项英曾提出过批评,认为“主要是由于大家对参谋工作还缺乏认识和注意”,“当一个团参谋长不如当一个连长,当一个支队(相当于旅——引者注)参谋长不如当一个营长,掌兵总好些,总是一个首长”(44)《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1939年3月15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04、605页。。正因为总以带兵为荣,“像这种‘无兵无权的参谋工作’好像是御用的官僚工作,不甚重要,也无兴趣的”(45)开荆:《论参谋工作》,《奋斗》第2期,1942年4月15日。。这种认识不仅存在于普通战士心中,各级军政长官也大多持有相同看法。赖传珠就曾发现,“某些兵团首长认为参谋工作是幕僚工作,参谋人员是私人雇员,以至个人包办部队的指挥工作,而不尊重参谋机关的职权”(46)赖传珠:《目前参谋工作的具体任务》(1942年7月),《华中抗战史料》上册,第3页。。在3师甚至还出现过指挥员谩骂参谋,用枪打参谋的恶劣现象(47)彭雄:《健全我师参谋工作》(1941年),《先锋杂志》第10期,1941年。。这样一来,参谋机关就成了无足轻重的部门,参谋工作也成了可有可无的事务,参谋人员自然也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地位和威信下降。很多参谋也轻视自己,得过且过,从而影响到部队工作的推进。
其三,参谋人员的工作能力薄弱,业务水平低下。
作战参谋对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把握不准,对袭击、伏击、转移、集中、分散等军事概念理解不透(48)《司令部各科工作报告摘要》,新四军四师司令部:《军事杂志》第1卷第7期,1941年6月30日。;战时传达命令不及时,“没有估计到传达时间的问题”;战斗中通报迟缓;战斗详报、阵中日记、战史材料搜集等工作差(49)《新四军一师参谋工作会议总结》(1941年5月),《粟裕论苏中抗战》,第80—83页。。
日军在作战前,往往预先进行详细的侦察,能够利用军犬、飞机、汉奸、便衣、骑兵进行侦察搜索,相比之下,“我们没有战略战役的侦察工作,在敌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中无间谍工作,因而不能事先识破敌人企图”;侦察警戒疏忽,“不注意反搜索、反侦察,反间谍工作也很差”(50)《津浦路东反日伪“扫荡”总结》(1940年9月),《新四军·文献》(1),第452、453页。;侦察化装技术差,“军不军,民不民,一看就晓得是新四军的侦察员”,侦察“也不过看一看,找两个老百姓来问一问,最多捉一或两个鬼子来问一问”(51)《新四军一师参谋工作会议总结》(1941年5月),《粟裕论苏中抗战》,第86页。。
战时通讯联络则更差,相比于日军能够充分利用无线电、电话、信鸽、旗语、口令、哨子、信号枪、暗号等多种方式进行联络,新四军的通讯参谋在战斗中往往会出现不会使用战斗识别旗,不设立通讯所、观测所,来不及架设电话线等现象,通讯器材掌握能力差(52)《司令部各科工作报告摘要》,《军事杂志》第1卷第7期,1941年6月30日。,战事一旦打响,“无战斗行动记号之规定,部队失去联络时找不到”(53)《津浦路东反日伪“扫荡”总结》(1940年9月),《新四军·文献》(1),第454页。。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223/4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