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研究(3)
(二)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的实践就是“要引导广大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采取的战略所付出的努力和辛苦工作,相信中国共产党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14]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制定的民族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顺利转战少数民族地区,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摆脱行军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阀对红军的大肆污蔑性的负面宣传,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产生恐惧之感、心存戒备。红军认真践行我党的民族政策,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1934年12月10日,军委一纵队夜宿广西龙胜县平等乡龙坪寨时,桂军特务纵火烧毁200 多间民房。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指挥救火,并抓获两名纵火特务,红军在祠堂召开群众大会,揭露了国民党派遣特务纵火嫁祸于红军的卑鄙行径,使广大群众明白了真相。公审后根据群众意愿枪决了纵火犯。红军还向侗族灾民发放赈灾款2000 多光洋。由此群众知道了红军是保护穷人的队伍,很多当初害怕红军逃进山里的群众纷纷返回村庄。红军走后,人们将周恩来指挥救火时的“杨氏鼓楼”改为“红军楼”,把审判国民党纵火特务的祠堂称为“审敌堂”。龙胜县的和尚在才喜界的山崖上刻了感念诗“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黄孟矮乙亥正月,时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红军长征过广西,成功地实践了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桂北各族人民的支持,为中央红军后来通过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示范,在党的民族政策形成过程中具有开拓性意义。
“尊重人民主体性诉求和实际需要,这是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关键。”[15]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时开展将没收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反对汉族地主财富佬的活动,苗族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支援红军,参加红军,还有的组织了自卫队,在当地坚持斗争。当红军进入四川彝族地区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等人率领先遣队向彝族地区出发前,要求每名红军战士严格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这里,发生了刘伯承与彝族头人小叶丹结盟的感人事情。刘伯承还亲手授予小叶丹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的队旗。彝海结盟的消息传开后,彝族群众相信红军的真诚,顺利帮助红军经过彝族区。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单家集后,红军战士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回民家外做饭,除借回民水桶打水外,不借用其他工具。杀鸡宰羊也请回民帮忙,按清真的习惯宰杀。毛泽东还去拜访了当地阿訇。当红军第二天离开时,按照纪律要求,将门板回装好,把屋子打扫干净。临行时,回民群众聚集在村口,送茶水、糕饼、水果等给红军战士,与红军难分难舍。
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不断对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启发,许多少数民族青壮年自愿跟随红军长征。对加入红军的少数民族士兵,政治部对他们在“生活上、政治教育上都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少时,就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13]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对蒙古、回族等继续开展统战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1936 年7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王稼祥、李维汉、杨尚昆、林育英、吴亮平、秦邦宪、张闻天为委员,由王稼祥负责。这标志着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与管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和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逐渐成熟。
三、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特点
(一) 最广泛地团结各民族群众,善于作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中要么握有重兵,要么在本民族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与影响力。因此,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于团结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帮助红军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红军过龙胜县红瑶寨时,红四师师长张宗逊亲自与五名桂北起义的少数民族首领进行座谈,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至今在该寨龙舌岩上还留有“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的标语。1935年4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黔西南时,利用党的民族政策与统战政策成功地争取了布依族首领陆瑞光对中央红军的支持,顺利通过了布依族地区。红军还赠送陆瑞光一批枪支弹药,并将方武生为首的十二名红军伤员托付给他帮助治疗。1936年,陆瑞光和方武生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各族农民队伍,坚持和军阀开展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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