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研究(5)
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意义
(一)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群众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国情制定的民族政策让各界更多群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共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19]。党的民族政策对于唤起民众,支援红军产生了重要作用。红军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广大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军,“跟着红军走,当红军去”成为当时各族青年的共同愿望。有些地方的妇女也勇敢地破除旧俗,毅然和男青年一起参加红军。少数民族的青年积极参军,从普通的士兵到将军,在长征的队伍里各个少数民族从没缺席,从而使长征队伍前赴后继,革命种子薪火相传。沿途各族百姓不仅卖粮食、肉菜给红军,还主动为红军带路,帮助红军遇水搭桥,协助红军开展各种工作。在红军战斗中,很多群众自发地帮助红军抬伤员,给红军送水送饭。
“长征途中,我们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求得解放的正确道路”[20](P6)。
“1935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进入甘孜州16个县停驻,以疲惫之师,入人烟稀少、物产不丰、气候恶劣的藏区,并在这里休整、补充,作北上准备,此间,红军数万人的粮食物资均由甘孜藏区人民供给,这对贫穷的甘孜藏区人民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甘孜藏区人民经受住了这一严峻考验,为支援红军,献出了自己最后一粒青稞,最后一点羊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21]1950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的评价[22]。
(二) 党的民族政策为中国共产党长征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强可靠的保障
正是因为红军长征中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科学指导,结合中国国情,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所以红军无论通行在哪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会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1934 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黎平时,针对该地区苗、瑶等少数民族众多的状况,制定了积极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苗、瑶等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苗族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支援红军,参加红军,有的还组织了自卫队,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23](P54)。在川西北的藏、羌、回、汉各族群众聚居区,在红军进入时成群结队、敲锣打鼓迎接,红军在此开展革命活动时他们积极为红军筹粮、筹措牛羊牲畜,各地群众帮助红军运送物资、茂县等盐工帮助红军熬盐、几度为红军搭建渡桥、成千上万名各族群众参加红军等许许多多的事例生动地说明了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的拥护支持是胜利之本。
1935 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由黔南前往云南。1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受到广大苗族群众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当红军经过镇宁县六马地区时,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陆瑞光在红军“不打夷民土豪”的民族政策感召下,接受红军借道的要求并护送红军离开其辖区,允许红军留下部分伤员给予照料,并给红军补充了大量物资。红军得以快速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为抢渡金沙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九军团转战于宣威、毕节期间,回族苗族青年数千人加入了红军。
(三)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为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政权,培养了大量干部,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军长征沿途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帮助他们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为各少数民族培养了大量革命干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们在红军长征离开后,继续坚持斗争。1935 年21日,红军长征经过冕宁地区,“22日,陈云召开有当地党组织的陈野苹等人参加的会议,成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央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与此同时,红军特委书记王首道主持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中共冕宁县工委和地方武装冕宁抗捐军,开展斗争”[23](P150)。该时期,刘伯承通过统战工作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实现了彝海结盟,红军还赠送给小叶丹武器、弹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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