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研究(4)
当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后在攻占彝族区边界上的一些市镇时,成功解救了那些被反动军阀当作人质监禁的彝族首领。后来刘伯承还与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进行了彝海结盟,最终红军不但顺利通过了彝族区,而且还吸收了几百彝族青年参军。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3月21日,毛泽东曾致信内蒙古鄂托旗张司令,表示苏维埃红军深愿与内蒙古人民领袖共商救蒙大计,希望即派代表来苏区协商,缔结双方亲密的友谊与协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负责保障来人之行动自由与安全”[16]。
总而言之,长征途中,面对复杂的民族地区形势,从各部队首长到广大红军指战员善于做少数民族头人、族长等上层人士的工作,加强同他们的交往与联系,用党的民族政策不断感化他们,从而赢得了他们对红军的理解与支持,并将革命火种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
(二) 灵活的宣传方式增强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认同
利用打土豪、分财产及各种集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美国学者丁·米格代尔曾说:“农民政治运动的起始点是对外界的信任:农民不相信来日方长的许诺,只承认立竿见影的好处。”[5]所以红军长征中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总是会带领群众开展打土豪活动,把土豪的财产分给贫苦人民群众。在贵州黎平,红军将没收地主的粮食、食盐、衣被、布匹和日常用品按照同群众商定的标准进行发放,群众欢欣鼓舞。在贵州湄潭,川黔交界的二郎滩,红军没收豪绅的盐庄,分给百姓食盐,赢得了“干人”们的真心拥护。他们还积极利用各种场合或集会来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的性质和革命目的,讲革命道理。发给少数民族广大贫苦民众枪支,帮助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通过张贴传单、标语,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途中书写的标语,张贴的传单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既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主张和红军抗日运动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的历史见证。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十分重视红军标语口号的宣传,把它作为“红军第一位的工作”“红军的第二武器”,认为“一条标语抵得上红军一个军”等等。红军长征沿途广泛张贴政治部印制的宣传红军宗旨和民族政策的宣传品,书写大量的宣传标语,对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利用少数民族战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时,他们严格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派出少数民族战士,沿途向同胞喊话,沟通与当地民族的感情,耐心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部队在驻扎时,为充分争取群众的信任,部队中会挑选出会讲少数民族语言的战士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革命宗旨,还把没收国民党官僚、土豪劣绅的粮食、衣物、浮财等分给参加大会的少数民族贫苦群众。很多少数民族青年了解了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他们纷纷加入红军,跟随红军长征。
通过给群众送礼物、治病、吃饭等活动赢得少数民族的信任。为了更好地团结少数民族人民,在贵州,红军总部号召“每个同志送一件物品作为我们第一次到贵州送给苗族兄弟的礼物”,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己穿用的衣服、毛巾等物品送给他们,他们得到礼物时,眼睛里都放射着感激的光芒。有的苗族兄弟拿到这些东西,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含着泪花,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17]。中央红军进入哈达铺地区后,红军在此休息期间,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总政治部还通令各个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老百姓会餐,因此各伙食单位都有一两桌客饭,请来一二十个客人,男女老少都有,你劝我让,热闹异常。通过邀请当地居民会餐的形式,红军拉近了与老乡的感情。
(三) 通过镇压各地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团结少数民族贫苦民众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每个民族基本上都是由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所组成,存在着少数剥削阶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的对抗。由于剥削阶级在民族中居于统治地位,他们不但剥削压迫本民族劳动人民,而且压迫剥削其他民族人民,常常为着自己阶级的私利而在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上制造矛盾和冲突。”[18]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国内民族矛盾冲突不断,民族压迫较为严重。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痛恨国民党反动政府、痛恨那些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因此,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顺应民意镇压了那些平时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汉族地主恶霸,打倒了那些挑起民族争端的反动军阀,剿灭了那些祸害百姓的流氓土匪,让人民得以伸冤出气。在很多地方,红军还帮助受压迫的老百姓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人们不仅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政权,而且还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这些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彻底改变了国民党通过宣传所塑造的共产党的负面形象,一个亲民爱民、为老百姓谋利益、纪律严明的崭新形象在老百姓头脑中重塑起来。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522/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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