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保卫民族文献的郑振铎(2)
这时,重庆当局也很伤脑筋。朱家骅想到抗战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曾拨给筹备中的南京中央图书馆一笔建筑费,约法币百余万元,尚未动用,该筹备处即因乱迁移。于是,他便找该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1940年8月1日正式任馆长)相商,谈到长期抗战,币值必将贬落,如等战后回南京建房,则所值无几,不如用这笔钱购置图书,既足以保存文献,又使币尽其用,诚两全之法。当时中央图书馆归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而部长陈立夫正好不在,郑振铎的老友顾毓琇次长代理部务,亦深韪其议。及陈立夫返部,亦赞其事。蒋复璁便奉命于月初先到香港,与叶恭绰(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面商,决定购书经费以四十万元为限,以三分之二款给上海,三分之一给香港,两地同时采购(后来在港购书不多,而沪地购书经费又大大增加)。接着,蒋复璁又冒险到上海“孤岛”走了一趟。
然而,此刻郑振铎因为得不到重庆的下一步回音,正焦心如焚;加上离家躲避敌伪,食宿无常,11日他便得了重病,连续几天发高烧,但他家里却并不知道,也没人来照应。他觉得自己得了十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病,还吃了蓖麻油,洗清肠胃。13日下午,他忽得何炳松派人送来的信,说蒋复璁从重庆来,有要事相商。他知道事情一定有了眉目。但这天他体温仍高达39 摄氏度以上,实在起不来床,只得勉强给何炳松打一电话,请他们先商量。第二天何炳松亲自赶来看望,并告诉他重庆方面的决定,见他病体极弱,便请他好好休息,约好一起去张元济家开会商量。14日,郑振铎便支撑着病体去找何炳松,急着一起去拜访张元济。不料张家佣人说老先生身体不好不会客。张老先生其实不知道,此时站在门外想要见他的郑振铎,才真是大病未愈啊!
16日,郑振铎感到热度退了一些,便在晚上去见蒋复璁。蒋复璁与他年龄相仿,是蒋百里的侄子,而蒋百里则是他20年前一起发起成立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型社团“文学研究会”的老友。早在1921年,他在上海主编《文学旬刊》时,就发表过蒋复璁的译作。所以虽是初次相识,两人却一见如故。他谈到9点钟才离去,忽然想到连晚饭也忘了吃,便到路边一家小店随便吃了一点。冒雨赶回借住的地方,已经快11 点了,房东非常恐慌,还以为他出事了呢!
19日,在张元济家,郑振铎和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蒋复璁,加上原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正式开了一次会,决定成立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对外严格保密,只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名义购书。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的书为主,不能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郑振铎提出,目前玉海堂、群碧楼两家,亟待收下,则阴历年内,必须先有一笔款到。另外他又提出,不能拘泥于仅仅收购藏书家的书,凡市上零星所见善本孤本,也不能失收。大家一致同意:自今以后,决不听任江南文献流散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的书,必为国家保留之!初步的分工是:郑振铎与张凤举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寿镛和何炳松负责保管经费。
此愿蓄之已久,眼看就要实现,郑振铎兴奋万分。但他心中明白,虽有上述初步分工,但主要的工作得由他来干。实际上,后来张凤举并未参与,采访工作由他一人负责。同时,他与何炳松、张寿镛都参与鉴定。整个工作,是以他为中心进行的。随后,郑振铎便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共十条,经其他几位先生审阅通过后,刻写蜡纸,用红色油墨印出,密存备案。
郑振铎采访的第一家,便是书商孙伯渊。他多次去看孙伯渊购得的原属苏州刘氏玉海堂藏书。为慎重起见,他甚至请动了70 岁的张元济一起去孙伯渊处看书,确认这批书确实很有价值后,便与之议价。最初孙伯渊开价 元,经过他艰苦的工作,最后以 元拍板成交。当时,蒋复璁虽已回去,但重庆方面还来不及汇款来。为防夜长梦多,即由郑振铎和何炳松商定,先从暨大经费中借用,一举将这批书买了下来。
接着,郑振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抢救苏州邓氏群碧楼藏书上。最初,众书商闻悉群碧楼有出售意,群聚苏州,志在必得;但邓家索价甚昂,众贾不免咋舌。孙伯渊赶去,与他人合资,以 元至 之数买下。郑振铎与孙伯渊商议,要其绝对不可打散分售,但孙伯渊却开价10 万元,经过反复做工作,晓以大义,最后以 元成交,全部共有近4 万册。郑振铎在给张寿镛的信中说:“佳本缤纷,应接不暇。”
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商们,消息是很灵通的。他们虽然毫不知晓“同志会”的内幕,但眼见这样两笔“大生意”做成功,便大为震惊。因为这是近年江南散出的藏书中数量较大、质量较精者,也正是他们苦苦追逐而未得之物。于是,他们感觉到了对方力量之雄厚、气魄之宏伟,觉得难以竞争。特别是北平的书商们,感到这样一来在江南便没有什么大油水可捞了。于是,他们反过来开始到郑振铎这儿来走动了,不时地带来一些很好、很重要的书,请他挑选购下。郑振铎便与同志会的友人暗地里相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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