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保卫民族文献的郑振铎(5)
收下嘉业堂明版藏书后,同志会大规模的购书活动已进行了一年有余。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以不到百万元之款买下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其中可进入高标准的“善本”之库的,就已有4000 种左右,抵得上当时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库的总数了。这时,上海书市上的“大生意”开始少了,环境又越来越恶劣,越来越危险。于是,郑振铎便初步决定于1941年4月底基本结束这一工作,自己也打算转移到后方去。
重庆方面在不断地收到他们的报告、书单,以及托人转交及通过香港转寄去的部分书籍后,对他们取得的成绩惊喜不已。而且,蒋复璁、徐森玉也传回去不少信息,如徐森玉于这年1月20日致蒋复璁的信中,便提到“谛兄(即郑振铎)爱书如命,此番为铺中(隐语,即为国家)网罗遗佚,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因此,重庆方面对郑振铎的工作极为满意。在蒋复璁、徐森玉等人的建议下,重庆方面打算适当发给他一点“车马费”。郑振铎听说后,在2月26日给蒋复璁去信,信中坚决谢绝:
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问也。……弟自前年中,目睹平贾辈在此专营故家藏书,捆载而北,尝有一日而付邮至千包以上者。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我辈若不急起直追,收拾残余,则将来研究国史朝章者,必有远适海外留学之一日,此实我民族之奇耻大辱也!其重要似尤在丧一城、失一地以上。尝与菊(张元济)、咏(张寿镛)、柏(何炳松)诸公谈及,亦但有相顾踌躇,挽救无方也。故电蒋(介石)、朱(家骅)、陈(立夫)、翁(文灏)诸公陈述愚见,幸赖诸公珍护民族文化,赐以援手,又得吾公主持其间,辛劳备至,乃得有此一岁来之微绩。虽古籍之多亡,幸“补牢”之尚早,江南文化之不至一扫而空者,皆诸公之功也。……我辈得供奔走,略尽微劳,时读异书,多见秘籍,为幸亦以多矣!尚敢自诩其功乎?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
由此信,可知他还曾经为抢救书籍事而致电过蒋介石。4月11日,他在致蒋复璁的信中再次表示“弟之负责收书,纯是尽国民应尽之任务之一,决不能以微劳自诩,更不能支取会中分文”,甚至说如果收了钱就是“以重罪愆”。
郑振铎本已多次向重庆方面报告,决定于4月底基本结束这一工作,自己也打算撤离到上海。但重庆却来电信表示愿意增加拨款,希望他们再继续下去,再多购一些书。郑振铎在5月21日联名(化名)致蒋复璁的信中说(隐语):“近正办理清结,故零购部分已不再继续。……运货(即运书)事,正积极设法。但总须犀(犀谛,即郑振铎)赴港一行,以便决定如何办理。总之,以慎妥为主。俟运货事告一段落,犀当内行(即赴重庆)一次,面罄一切。陈股(指陈立夫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欲增加股款,扩大营业,闻之甚喜!‘中庚’股(指中英庚款委员会拨款)曾来一‘佳’(即9日)电,亦有此意。诸股东关怀文献,钦佩无已!……我辈自不敢辞劳,本‘保存’之初衷,尽应尽之责也。”翌日,他在致张寿镛的信中又说:“诸股东对购书事,意兴似甚浓厚。我辈本为保存文献起见,再辛苦一番,似亦应尽之责。如能将芹伯、瞿氏、潘氏、杨氏诸家一网收之,诚古今未有之盛业也,固不尽收拾‘残余’于一时已!”这样,他又毅然再次推迟离沪日期,继续为国家在劫中抢救图书。
但是,形势越来越严酷,坏消息一个又一个地传来。为了以防万一,7月24日他把最珍贵的八十多种古书装在两个箱子里,趁徐森玉回重庆之际,托徐森玉亲自带去。其余的一部分明刊本、抄校本等,已陆续装箱邮寄到香港大学,请港大中文系系主任、挚友许地山负责收下,然后再设法寄往重庆或运到美国暂行庋藏。不料,8月4日,许地山因心脏病发作,不幸逝世!消息传来,郑振铎悲痛异常,不仅失去二十多年的老友,而且也失去了抢救文献的一个重要的助手。
郑振铎致蒋复璁函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714/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