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保卫民族文献的郑振铎(4)
隔一天,郑振铎为茅盾、楼适夷主编(其实此时茅盾在延安,乃楼适夷一人主编)的《文阵丛刊》创刊号赶写了一篇《保卫民族文化运动》,发表于该刊卷首。他正式响亮地提出了“保卫民族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他指出中国民族文化历经创伤,尤其是当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大江南北的文化损失惨重,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将来中国的复兴,必须开展保卫民族文化运动!该刊“编后记”郑重声明,这是“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这时,郑振铎除了必须到暨大上课外,其他时间便几乎全扑在抢救古书上了。这里,我们就从《求书日录》中抄录几段他后来的回忆吧:
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
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我也一律地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商带着书找上门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末温热,那末兴奋,那末紧张,那末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地做着,默默地躲藏地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地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像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地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
8月24日,郑振铎在给蒋复璁寄出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窃谓国家图书馆之收藏,与普通图书馆不同,不仅须在量上包罗万有,以多为胜,且须在质上足成为国际观瞻之目标。百川皆朝宗于海,言版本者必当归依于国立图书馆。凡可称为国宝者,必当集中于此。盖其性质原是博物馆之同流也。……此一大事业能在‘抗建’期间完成,则诚是奇迹之奇迹,不仅国际间人士诧异无已,即子孙百代亦将感谢无穷矣!……此种购置,纯为兴国气象,实亦是建国过程中之应行实现之工作也。我辈固极愿为国家文献,‘鞠躬尽瘁’,深望骝公(朱家骅)、立公(陈立夫)及先生能力持大计,随时赐以指示及援助。”又提出:“近来通信颇感困难。以后通信,拟全用商业信札口气,……以后各人署名,亦均拟用别号,好在先生必能辨别笔迹也。”后来,他写的工作报告便都改题为“营业报告”,又多用商人口吻。他的署名则变为“犀谛”,何炳松则是“如茂”,张寿镛则是“子裳”。
在收下玉海堂、群碧楼两大批藏书后,那些零星的小“生意”不算,他们又在8月下旬以 元,一举购下了邓氏风雨楼藏书。接着,又购了张氏适园藏书、刘氏嘉业堂藏书等。尤其是嘉业堂藏书,数量极大,精品较多。当时有日本人出价60 万元。郑振铎与同志会的友人们急忙加以劝阻,晓以大义。但这么多书如果全买下来,连存放的地方都没有;再说一时也付不出这么多钱。因此,他提出了“少取、精审之一法”,但具体谈判和挑选,都很不容易。正在为难的时候,12月17日内地又秘密来人了,原来是他早在北平时就熟悉的徐森玉,此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但此次徐森玉不是为“古物”而正是为书而来的,徐森玉也是水平极高的版本学家。于是,徐森玉、张寿镛、何炳松几位便在郑振铎家里开会商议(张元济此时生病住院),决定先购嘉业堂藏书中的明版本,由郑振铎和徐森玉去嘉业堂进行精选。此后,他们二人花了很多心血,直至翌年2月27日,共挑选出明本1200 种,再加上其他一些书,以25 万元巨款成交。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网址: http://www.krzzyj.cn/qikandaodu/2021/0714/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