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保卫民族文献的郑振铎(3)
就这样,到了1940年3月,严重的局面便基本扭转。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胜利!郑振铎与同仁们暗自高兴,但面上不敢露出一点喜色,只是默默地工作着。这时,他又通过在香港的叶恭绰——这位他早年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时即认识的当时的铁路总长——借得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觉园内的“法宝馆”,作为同志会的办事处与书库。
觉园,从前名南园,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的私人花园。园内西首原有佛堂,这时已改建为“上海佛教净业社”。园内南首,刚刚新建了两幢三层楼房,名法宝馆,专藏古代法器、佛像、佛经等。法宝馆正是叶恭绰捐资建造的,同时叶恭绰又是佛教净业社的发起人,所以借屋一事很快就办成了。而法宝馆本来就藏有佛教图书,净业社又是居士聚会之地,郑振铎认为这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掩护。他还去刻了两个印章,都是暗号:一个是“书生本色”,用于银行开账号提款用;一个是“不薄今人爱古人”,杜甫名句,用于在收购来的书上作记号用。这两方图章的文字,也表现了他们的立场和态度。
而就在这时,郑振铎读到了上海各报转载法国哈瓦斯社和英国路透社的美国华盛顿电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汉名恒慕义)在3月7日发表讲话,说:“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希世珍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由此种情形观之,该国时局今后数年内,无论如何变化,但其思想文化,必可绵延久远。……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他看到赫美尔的这些话,真是气愤至极,感到又可畏、又可笑。气愤的是,乘人之危,幸灾乐祸,这算“慕”的什么“义”?可畏的是,如果再不抢救,古书不断地外流,那么美国人说的将来研究中国文化要到美国去的预言,真的会实现的。可笑的是,他们也得意得太早了。这时,郑振铎正在整理《劫中得书记续记》,便顺手将这些外电报道抄在序言中,作为对国人的警戒。当然,他不能把形势已经开始扭转的事实写出来,因为这是需要保密的,哀兵必胜。他写道:“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
4月2日,郑振铎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由张寿镛、何炳松和他联名签署,寄往重庆。报告还提到“中国书店金(祖同)君介绍之甲骨一批,已归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同是公家机关,似不必分彼此也”,可知他们还曾顺便为国家抢救过一批甲骨(后来,他还曾向重庆方面联系过抢救古铜器的事)。他们报告了“自二月初以来,购进各书有可奉告者”“正在进行中者”“零星在此间各书肆及北平各肆所得者”等,说明“大抵我辈搜访所及,近在苏杭,远至北平,与各地诸贾皆有来往,秘籍孤本,正层出不穷,将来经济方面盼有以继之。……我辈对于民族文献,古书珍籍,视同性命,万分爱护,凡力之所及,若果有关系重要之典籍图册,决不任其外流,而对于国家资力亦极宝重,不能不与商贾辈龈龈论价,搜访之际,或至废寝忘食,然实应尽之责,甘之如饴也”,并附上了他起草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
6月24日,郑振铎在所起草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中谈及“大抵我辈购书之目标,凡有五点”:一、普通应用书籍;二、特别留意明末以来的史料书;三、明清未刊稿本;四、书院志、山志、抄本方志、重要的家谱;五、有关“文献”之其他著作。他强调指出张芹伯、嘉业堂之藏书万不能再任其失去。“皕宋东运,木犀继去,海源之藏将空,江南之库已罄。此区区之仅存者,若再不幸而不复为我有,则将永难弥补终天之憾矣!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幸早日设法救援为荷。”又指出:“我辈有一私愿,颇想多收《四库》存目,及未收诸书。于《四库》所已收者,则凡足以发馆臣删改涂抹之覆者,亦均拟收取之。盖《四库》之纂修,似若提倡我国文化,实则为消灭我国文化,欲使我民族不复知有夷夏之防,不复存一丝一毫之民族意识。……恢复古书面目,还我民族文化之真相,此正其时。故我辈于明抄明刊及清儒校本之与《四库》本不同者,尤为着意访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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